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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人为什么要看苏东坡

2017-11-27智慧阅读758蔡辉光明网 [    ]  [打印]

 

“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,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,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,是散文作家,是新派的画家,是伟大的书法家,是酿酒的实验者,是工程师,是假道学的反对派,是瑜伽术的修炼者,是佛教徒,是士大夫,是皇帝的秘书,是饮酒成癖者,是心肠慈悲的法官,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,是月下的漫步者,是诗人,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。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。”这是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的序言中写下的话。

 

在文学史上,有“苏海韩潮”之说。韩指韩愈,其文跌宕张扬,不避险峻,如大潮之壮丽激越;苏则指苏东坡,在气势磅礴、纵横千里外,别有一份深沉、宽阔,无边无际。

 

确实,很少有人能像苏东坡这样,在文章、书法、诗、词、绘画、哲学等不同领域均登上时代顶峰,而与此同时,苏东坡还是一个有趣的人——会讲笑话,会享受生活,甚至还能在庖厨间优游。

 

苏东坡简直活化了“潇洒”二字,而这二字,为后人解读苏东坡提供了一把钥匙。

 

苏东坡为什么要“潇洒”?因为他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中。

 

首先,社会结构改变了。

 

宋代正处“唐宋变革”的关键期,“以血胤定终身”的贵族制度崩溃,“以能力别进退”的平民制度渐次萌芽。但从唯德是举转向唯才是举,就需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来与之匹配,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社会博弈与磨合的过程。

 

其次,文化趣味改变了。

 

唐代中国更偏外向型,在相当时期,唐代君主是“传统中原天子+天可汗+转法轮王”的综合体,在丝绸之路通畅时期,唐代对外交流不断,不断为唐代文化提供新的元素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称:“贵人御馔,尽供胡食,士女皆竟衣胡服。”所以唐人喜爱大而艳丽之美,牡丹成为时代的象征。

 

然而,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,丝绸之路被遮断,外来文化输入减少。加上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,引发战乱不断,人民痛不欲生。曾经的壮丽梦、繁华梦已经破碎,则心灵该皈依何处?

 

时代变革赋予文化精英以特别的责任,即:重建一个新的精神家园,既足够实用,又能提供梦想,且与历史脉络有机串联。

 

宋儒对唐代文化多持否定态度,因为现实告诉他们,唐代式的强悍、多元、大气、豪放难以持久,必须向更早的时代去寻找价值资源。可事实是,唐代之前中原经400年战乱,胡尘遍地,特别是通过民族大混血,传统的“华夷之辨”已无法成立,可失去这个基础,儒家的政治哲学体系便难找到稳定支点。

 

宋代文化精英们展现出惊人的统合功夫,在朱熹等人手中,将印度佛学、传统儒学等勉强焊接为一体,可这个体系太过巨大,变得晦涩难懂,背离了普通人的生活实践。这就需要有人将它再“翻译”成生活语言,于是,苏东坡横空出世。

 

苏东坡最大的本事在删繁就简,他将程子的世界概括为三句话:其一,天理不过人情,不缘性情,即非道德;其二,一切以当下为旨归,不作游谈;其三,快乐当头的人生哲学。

 

这种概括也许不准确,但它契合了儒学本质,即从身体日用出发去追求生命大道,而非建构一个虚拟世界,用它来反对人。

 

在苏东坡的世界中,一切都是通的:进可严格自律、胸怀天下,退可优游人间、玩世不恭,每种生活并无优劣分别,皆由境遇决定,重在我们主动去把握它,从中得到快乐。

 

这个解释体系最充分地释放了时代变化给心灵带来的压力——既然生命只有一次,所见皆是幻象,则只要认真把持,何须再论对错?即使是炖一锅东坡肉,不也是生命的修炼吗?

 

因为通,所以苏东坡能用自己的方式,将历代文化积累充分操练起来,使自己在不同领域中均成划时代的人物。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,中华文明从外向转而内敛,开始走上孤芳自赏、自怜自惜之路,宋人喜爱小而纯洁的梅花,它外貌平平,却执着地传递出一丝幽香。

 

对于苏东坡的解决方案,后人可以褒贬取舍,但有一点不能忘却:过去百年间,中国文化亦遭异质文明冲击,至今我们仍在学习、融合的过程中,在许多领域,我们依然拿不出整合的解决方案,只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,相比于苏东坡的创造,我们实在差得太远。

 

所以,现代人依然要读苏东坡,因为对于世界、对于前辈,我们的了解远远不够。